论语》中有很多讨论君子与小人的章节,从其性格、为人、处事等多方面作比较,凸现出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项.孔子及弟子们重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本质的标准之一.简单的说“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

　　“和”与“同”的区别,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记载了史伯与晏子对“和”与“同”的看法,史伯的话很典型.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史伯进一步阐述了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的变化,提出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变化不同,虽然五行变化相同,但形成具体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体事物表象相同,五行变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从自然物与五行上来讲“和”与“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中.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认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宋儒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一般地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党争和南宋党锢之患中经常为文人所用.宋儒结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和“利”解释了“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一直影响到清末,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释过“和而不同”,是从儒家的辩证法上来讲的,认为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在动静问题上,是主静的,从而导致在处理矛盾时,以“统一”为第一位,而不是“对立”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讲“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与小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内心求取相同的内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处事的态度不同.在我看来,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如果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来实现,便不必只守一条道,需要开辟新途径,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义利之辩”很有启发性.儒学中的“义”是起指导、节制、贯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须服从义的指导,接受义的节制,为义所贯串,而后始能长保其价值,不至转成恶德.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德”,分门别类的德有好多中,义便是在其中起连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这样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从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讲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学习儒学,有时也学习史学、道家思想、佛学等,都是要找“和”,这样找,一方面就是读书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中体会玩味,不断改造自己看法.从尽信书到无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把所得知识容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