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从新浪某人的博客上转来的,觉得他说的很不错,贴给你.但愿对你有用.

　　综观孙子的论述,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如下各项：

　　（一）政治

　　在《孙子·计篇》中,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有五方面的情况,其中“一曰道”.他把“道”放在诸种因素的首位,认为在战争中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什么是“道”?在春秋末期,各人有各人的解释.“道”在老子那里,被说成是能生出于地万物的本体.他说：“有物混成,先大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二十五、四十二章）“道”在孔子那里,是指封建领主制的稳定秩序.他说：“齐一变至于鲁,昏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怔伐自诸侯出.”（《论语·雍也、季氏》）孙子解释“道”的意义,与老子、孔子全然不同.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①在孙武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乐为君用,生死与共.显然,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政治状况.孙武又指出,在判断战争双方谁胜谁负时,首先要比较：“主孰有道?”这也就是说,那一个君主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有一套安国悦民的办法.

　　孙武把“道”即政治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是有其远见卓识的.

　　这种见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上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代纣、周公东征,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战胜强敌的.据说,商汤伐桀时.“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军队明显地少于商纣,但是,“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逸周书·武寤解》）,很快取得了胜利.《荀子·王制》称：“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怔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故东征时势如席卷,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国语·越语上》）,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战皆捷之后,灭亡了吴国.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作战中发挥出最大威力,是制胜敌人的首要因素.

　　①“而不畏危”,竹简作“民弗诡也”,意即人民不违背上级命令,逃散或投降.竹简本与今传本均合理可通.

　　（二）经济

　　孙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依据.他在《形篇》中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

　　孙武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覆证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越等大国.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长.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哀公七年》）大国和小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下级关系.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三）军事

　　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通常识.但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要看军队数量的多少、武器的优劣,还要看许多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页）孙子深深得懂得这一点,他在《计篇》中提出,判断战争的胜负,在军事上要了“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土卒孰练?赏罚孰明?”在《谋攻篇》中,他又指出：“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显而易见,军事力量的强弱,除了军队的数量和武器之外,还要看将帅的才能、士兵训练的程度、军队法纪的执行情况、作战指挥的得当与否等等.孙武这种把军事上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

　　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许多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只要观察春秋时的一些战例便可以明了.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军由于有军事家曹刿作参谋,巧妙地掌握好出击的时机,终于击败了这个大国之师,鲁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显示了较强的军事力量.再如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晋国出动了三军救郑伐楚,军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是不弱的.但由于将帅之间意见不统一,中军元帅苟林父指挥无能,与楚对峙而不作战斗准备,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纪律,这就大大削弱了晋国的军事力量.至楚“疾进师,车驰卒奔”；向晋袭来,晋帅在慌忙中竟“不知所为”（《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军士气不振,夺舟渡河而逃,终于一败涂地.上述战例充分说明,孙武关于衡量军事力量,不但要看“兵众孰强”,还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土卒孰练、赏罚孰明”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四）外交

　　在战争中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与国、孤立敌国是制胜的重要手段.孙子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谋攻篇》）又说：“衢地则合交”；“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九地篇》）显然,在孙武看来,外交活动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可以造成各方面的优势,导致对敌战争的胜利.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林立,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开展外交活动.

　　“伐交”在春秋时期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是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经常采用的.如公元前632年,楚军围宋、宋人求救于晋.晋国为了联合齐、秦一起伐楚,采用了军事家先轸的建议：一方面,使宋人以土地贿赂齐、秦,请齐、秦劝楚释宋之围；另一方面,晋国又拘执曹君,分曹、卫两国的土地以与宋人.这样,楚国因曹、卫,必不答应齐、秦的劝说；齐、秦喜得宋之赂,又见楚不听其劝说,必来参与对楚的战争.事情果如先轸的预料,齐、秦与晋一起参加了对楚的城濮之战,为晋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如公元前630年,晋、秦联合围郑.郑国派大夫烛之武见秦君说：”秦、晋围郑久,郑国知道自己快要亡了.如果郑亡而为秦邑,则要越过晋国而有之,这实在是很难的为什么要亡郑而增益晋呢?秦现在若舍郑不围,则秦以后有使节东来,郑可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且晋人怎有满足的时候?既东略郑,又必欲西进.如不损害秦国,其土地将从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