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有六经[1].《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1].李学勤先生明确讲：“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1]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现代的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