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的

　　年代越久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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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的价值

　　史料千差万别,种类很多,使用起来,价值并不一样.特别是有文字的史料,其价值的大小差异很大.根据作者与他所记叙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的距离远近,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几类：

　　一,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当时人的记述,这类史料的价值最高,是所谓第一手材料.比如甲骨文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它是殷王占卜的记录,是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与事实出入较小,因而价值最高.现在我们研究殷商历史主要根据是甲骨文,而不是《史记·殷本纪》等,因为后者不是当时人或当事人的记录,所以史料的价值就差多了.

　　研究西周历史的史料,除了《周书》和一部分《诗经》外,第一手材料便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铜器铭文殷代已经有了,但一般文字很少,最多不过二三十字.到了周代,特别是周代中期以后,铭文动辄三四百字,所以有人说,一篇铭文便顶得一篇《尚书》.这些铭文自宋以来已有记录,往后越来越多,清代后期铜器大量出土,一部分流落在海外,上面的铭文大都已著录成书.解放以后,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土的铜器更多,尤其是在陕西、河南古代文化中心,又有新的发现.这些出土铜器的铭文,是价值极高的文字史料.这里举几个例子：

　　1976年,临潼出土了一件铜器《利簋》,铭文中讲到武王伐纣,没讲年、月,但讲了日子是“甲子”.甲子日武王灭纣,过去史书都这样讲,但究竟可靠不可靠呢?很难肯定.而现在由铭文得到了证实.

　　1965年,宝鸡出土了一个《何尊》,记载成王五年曾经迁居于洛阳.这件事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有了《何尊》的铭文,这件事就清楚了.武王临死嘱周公建洛邑,周公秉承武玉遗志营建洛邑,而成王在五年时迁居洛阳.至于什么时候又迁回镐京?现在还不清楚,但《何尊》的出土却补充了成王迁洛的史实.

　　1975年,在扶风县发现了一个叫“裘卫”的大贵族做的盉和两个鼎,上面的铭文记载了他与其他贵族做的土地交易.这些都是古书中所没有的,我们只是从铭文中才得以了解.

　　1977年,在河北省灵寿县发现中山王的壶和鼎,上有长篇铭文.中山是战国时的一个小国,春秋时叫鲜虞,属于白狄,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民族.中山王■（有人读作错）的壶和鼎上,都用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其中讲到了在齐宣王伐燕时,中山国也趁机伐燕,夺了一些土地财物.齐伐燕事,见《孟子》、《战国策》,可是中山王也趁机伐燕的事却不见记载.铭文又记载中山王的“相邦”（即国相）名赒,《战国策》中叫司马喜,他是司马迁的远祖.司马迁曾在《史记》自序中讲到：司马氏在卫国,有人相中山,指的就是他.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过去很少,而这些中山铜器的出土,就补了这个缺.这些铜器在制作上,采用了错金、错银的方法,非常精美,这说明当时的中山国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在文字和文法上,它与西周的铜器铭文基本上一致,带有战国时的作风.但是有的字写法很特殊,比如“言”字旁的字,它用“心”字.说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各国文字差异还不小.过去有人认为秦以前各种文字基本相同,从这些铜器铭文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搞古代史,除了地下发掘物以外,第一手材料很少：而搞近代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太平天国,光是现在整理和出版了的第一手材料,就已经很多,并且还在不断发现.尽管其中多数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写的,他们的论述当然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但总还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军活动的情况.再如辛亥革命,因为时代更近,所以保留的第一手材料就更多了.有些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老人现在还在世,他们写的回忆录都是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以上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一点应该注意：当时人的记载也并非全都靠得住.例如明末清初讲农民起义的材料,有些私人笔记尽管是当时人写的,但其中很多内容得自传闻,或抄自宫书,就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一部书一部书地作具体分析.

　　二,后人写的东西.古书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史记》,从黄帝写起,直写到汉武帝时代（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武帝本纪》是后人取《封禅书》补作的,原来叫《今上本纪》,因为原作很多地方触犯忌讳,所以失传）.《史记》记汉初以来的史事,可以当第一手材料看.至于讲秦以前的事,就差多了,因为很多都是传闻,究竟是否靠得住很难讲.大家都知道,西周在厉王和宜王之间有14年的“共和时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有确切纪年之始.什么叫“共和”?司马迁解释为周公、召公共同管理国事.他这样讲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先秦古书,如《左传》、《吕氏春秋》等都不这样讲,而只说是共伯和（共是封国名,和是共伯的名字）代替周王管理政事.这就形成了两种说法.从一般情况推测,司马迁的说话更合理一些.因为周、召二公是周之世卿,由他们摄政比较合理.但推理究竟不是证据,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说.因为这一类记载都是属于传闻性质的,如果没有更原始的材料,就很难确定.

　　再如《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所以它记载战国史事是极可靠的.原书虽已亡佚,但在后人的书上,如《水经注》、《史记索隐》等颇多引用.为什么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要引用《竹书纪年》呢?因为它与《史记》记事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现在我们比较二书,《竹书纪年》记战国年世多正确,因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是当时人的记录.《史记·六国年表》有很多错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这些错误,并把它们改正过来,就是靠的《竹书纪年》.但是《竹书纪年》记春秋战国以前的事,如记夏、商、周的事就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同一本书,不同的部分,作为史料来说,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讲,讲当时的比较靠得住,讲先代的就不一定靠得住,越古的事越靠不住.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引用传说故事作为自己理想的根据,这种情况在先秦诸子中几乎普遍存在,不过有多有少罢了.《史记·五帝本纪赞》就指出：“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由此可以看出,同是上古一个人,后世强加、附会于他的形象和思想均不同,往往言过其实,或被歪曲,难以取信.

　　前面说过,后人写的东西大多数只能做二、三手材料看,但有少数例外.什么是例外呢?有的东西,虽然是后人记载的,但是,第一,相距年代不是太远；第二,除此以外没有比它更早的记载；第三,它的内容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对这类东西,我们就不妨当作第一手材料看.比如《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记录的,所以其中除了孔子的话,还有弟子们的话,这些话虽然不是孔子写的,也不是他亲自教授的弟子写的,但我们没有比它更可靠的东西了,所以,讲孔子的行事、思想,只好把它看做第一手材料.其它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是否可信,就要以《论语》做标准来衡量,合于《论语》的,大概就可信；不合的,就不可信.例如汉儒编写的《礼记》中讲了许多孔子的话,有些可信,多数不能看作孔子的言论.

　　在这类史料中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古代许多书籍,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