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冯桂芳就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得到了洋务派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赞同以及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大力宣传推广,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们试图以西方科学技术之用以卫中国传统文化之体.不管洋务派是出于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的考虑,还是欲借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至少可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运动的总纲中看出这一点.正如薛福成所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因而洋务派把西学主要局限在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尽管有时也讲“西政”,但是指商政、邮政、律法等具体制度而言,总体上没有超出西方文化的物质层面.但洋务派知识意识的觉醒及其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所作的努力,为后来的维新派乃至五四时期的科学派从制度、方法、精神层面上探究科学的本质架起了认识桥梁.“更重要的是,这批学者(指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科学家─引者)已经形成了重视实证研究、精于实验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这正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这种科学精神一旦能和变法自强的信仰结合起来,将必定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