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一部时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它的写定者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如果谁这个要素是吴承恩及其先前传播“西游故事”的无数文人和艺人,那么说什么这个要素就是吴承恩收集整理的《西游记》故事,通过什么渠道这个要素就是编辑出版《西游记》,对谁说这个要素则是读到这些故事的读者,而产生什么效果这个要素就是《西游记》传播的文化对人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一）《西游记》之“控制分析”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吴承恩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商人家庭,沉抑下僚,怀才不遇.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和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后新思潮的影响,使他不像有些封建正统文人那样,把通俗的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视为异端,而是敢于利用这种文学形式写成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发泄内心的块垒,从而在作品中明显地体现出市民文艺的思想艺术特征.《西游记》在成书以前,唐僧取经故事虽然已流传数百年之久,但它能成为一部思想、艺术上成熟的长篇神话小说,最后决定小说的思想倾向和人物性格的则是吴承恩.他把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的反抗性格统一到“皈依佛法”中来,并做到孙悟空前后性格的一致和主题的统一,这是他对取经故事再创造的一大功绩.他在所写《禹鼎志序》中曾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其作意好奇,亦秉性使然.他曾读过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作品,为西域茫茫的奇山险壑所吸引,十分景仰玄奘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决心对唐僧取经故事进行再创造,因而便写成《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从而把被复制的神话世界又使之还原为社会现实.

　　《西游记》的最初传播过程是先由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传出,而后再由开封人周如山携其书到江南刊刻.所以《西游记》研究专家吴圣昔先生认为,开封周王府的《西游记》,是最早的《西游记》抄本.明代盛于斯的《休庵影语》,详细介绍了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与《西游记》最早版本的关系,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受梓时,订书以其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的周王府.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游记》的较早的版本,却出自南京,这是怎幺回事呢?原来奥秘在周如山身上.周如山不但是一位书商,而且还是大梁（开封）人.周如山刊刻过小说《国色天香》,有书坊在江南.

　　《西游记》所写的唐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是十分曲折复杂的.从唐代至明代,它曾经历过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编写、修改和加工.最初本为真人真事的记述和传说.研究者早就指出,江流僧故事的创作,与两则前朝笔记有关.一则为“陈义郎”⑵,出自晚唐温庭筠（约812－866）所撰《乾□（左“月”右“巽”）子》.故事叙述陈义郎之父陈彝爽与学友周茂方同习学业,后陈彝爽擢第得官,周茂方却名落孙山.茂方由此心生妒嫉,在随彝爽赴任途中,害死彝爽,骗占其妻,又冒名赴任——唯能鞠养义即如已出.十七年后,义郎偶遇“鬻饭”为业的祖母,归询母亲,得知父亲被害情由,乃手刀茂方、替父报仇；终为官府所赦,奉母还乡.另一则笔记题为“某部悴逼盗”⑶,出自宋人周密（1232—1308）《齐东野语》.文叙某郡倅江行遇盗被杀.其妻为强盗所迫,不得已委身相从；唯将怀中数月婴儿置黑漆盒中顺水流去.此子后为某寺僧收养.十馀年后,妇人偶至寺中,以漆盒为记与子相认.妇人密嘱寺僧报官捕盗,终於替夫报仇,取子而还.——显而易见,江流僧的情节是这两则笔记故事的拼合.如江中遇盗、产子抛江、僧寺收养等关目,都与“某郡倅遇盗”相同；而占妻夺位、子报父仇又与“陈义郎”近似.

　　《大唐西域记》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经历和见闻,其中仅夹杂一些宗教传说和佛经故事.之后,《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述了玄奘西行的事迹,开始涂上了某些神秘色彩,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并与佛经故事相融合,逐渐脱离史实.宋、元之际,中国原有的神话传说材料又与玄眉取经故事相融合,从而增加了更多的神异性；至南宋,这些神异传说经过不断加工改造,特别是说话人的加工改造,从而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神魔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以白衣秀士形象出现,有胆识、有本领,并能降妖捉怪.至金、元,玄奘取经故事开始搬上舞台.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取经》（均已亡佚）.元末明初,杨颢贤写的《西游记杂剧》,孙行者已开始具备有孙悟空的一些主要特征.他带有机警、活泼、粗犷的本色；他神通广大,为盗取仙衣、仙桃曾大闹天宫,在李天王捉他时,尚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被擒.皈依佛法之后,他一路降妖捉怪,便成为取经队伍中的主角.此外,元代还有《西游记平话》,经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故事性大大增强,情节更加丰富.从现存的残文来看,其内容已接近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很明显,吴承恩在晚期时所写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必然受有上述长期以来玄奘取经故事构架与内容的制约和影响.

　　（二）《西游记》之“内容分析”

　　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百回本《西游记》自明代中叶问世以来,流传至今.从时间上说,400多年久盛不衰,从影响所及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更称得起是妇孺皆知.一般都认为《西游记》讲的是神魔故事,从唐代玄奘取经以来,到明中叶《西游记》百回本的出现,中间经过近900年,这段史实在漫长岁月中不断演变,变成故事,而其基本内容是以神魔形式出现的.但一到百回本出现后,由于它的完美而离奇、瑰丽而神秘,在以后不同时期,引起了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某一点上的共鸣,那就是《西游记》以幻化的形式,充分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统治,批判宗教,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斗争精神.

　　《西游记》的主要思想倾向为崇儒释排道思想.《西游记》是一部宗教小说,是佛教东来的“副产品”.在“西游”故事流变中,又渐渐融入道教和儒教的某些东西,使之具有了“三教合一”的性质.唐僧在西行途中多次遇难,代表儒的天官诸神与代表释的佛菩萨均持积极救护态度,唯有代表道的魔怪则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这一类描写,亦与作者在诗文中所体现的对佛道的不同看法是一致的.在《西游记》的扫魔斗争中,对人的贪婪、自私、奸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