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等五个不同时期,并加以述说.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