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三篇：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民国18年6月25日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胡适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是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