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全文吧,还带有解析和赏析的哦!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赏析

　　近几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力度不小.好多种教材同时在全国各地试用,有些教材在内容调整上大动干戈,不少传统名篇纷纷落选.但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我自岿然不动”,依然是每一种教材的必选课文.为什么?是否因为《背影》是朱自清写的、早已成为经典,就不敢造次了.

　　我想,之所以也许这样问,是因为：《背影》,1500来字,看上去朴素、平淡、无奇；要是有人讲,眼下中学生的好作文,不比它差了太多,会有相当多人信以为真的.——当然,现在,即使谁写出了《背影》的水准,也不可能成为朱自清、其作品也不会有《背影》级的礼遇.就此而言,甚至不妨说：《背影》是因为朱自清所写才如此著名、被讲得那样好,而经典化了的.

　　这并不奇怪.首先,有所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所谓“余生也晚”.其次,这般想法其实很符合现代的文学理论,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就曾用“超保护的合作原则”的精深术语阐释过类似情形（参见《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2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简单地说,因为你对朱自清有基本的信任,对他的文章有超级的“保护”,信得过《背影》是内涵深刻、艺术性强的经典作品；而因了这种信赖,假使读不出《背影》的“好”,你会怀疑自己的水平问题；即便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你也会非常"合作"地反复读、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所有的人都这样,《背影》怎么可能不成为经典?不过,应该考虑到《背影》是朱自清1925年的创作,事情要稍微复杂一些的.

　　那时候,朱自清虽然早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办过文学刊物,尝试并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类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少；在散文写作上,还已经有了《歌声》、《匆匆》、《温州踪迹》等精品；特别是1923年,他和俞平伯同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时出现于知名刊物《东方杂志》,“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王统照语,转引自陈孝全《朱自清传》第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版）,成了文坛的一桩佳话.然而,总体看来,那时候的朱自清毕竟还没成为后来那样著名的“品牌”；毋宁说,恰恰是《背影》刊揭后,给“朱自清”增加了很重要的砝码.

　　那么,《背影》为什么做得到这一点,在当时就能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呢?海外现代文学研究名家李欧梵的意见是颇有启发性的.他曾在北京大学讲学道：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集中表达了五四一代人对于父辈的不满,“五四”是个反传统的年代,是个“打死父亲”的年代,五四文学的父亲形象都是负面的；而《背影》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它第一次重点刻画了一位正面的父亲形象.在“满街走着坏爸爸”的情况下,这一个“好爸爸”一下子激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要而言之,《背影》生逢其时,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需要补充的是,《背影》至迟从1935年起,不断地入选叶圣陶等先生编选的《国文百八课》、《初中国文教本》、《开明国文讲义》以及《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等民国时期的中学教科书；并且,这种取向不曾因1949年而中断,在该年7、8月间面世的《新编初中精读文选》中,“编辑例言”的“本书选材的标准”已经新添了第一条“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背影》依然作为合适者入选了（《叶圣陶教育文集》第四、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从此,新中国的语文教材少不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里夸奖过的朱自清先生,也少不了他的《背影》.很显然,教材的广泛影响与权威性,无疑为《背影》解读时的"超保护的合作原则"锦上添花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