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进步主义一、承先启后——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

　　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新文化、新教育的建立,都要伴随着对已有文化的继承和革新.适如西汉哲学家扬雄在其论著《太玄》中所言：“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颇具国学造诣的黄济先生深悟因革之道：因循和变革是事物生成的条件,但因革又必须合理而得时.

　　民国时期,在大学教育系科中,教育哲学就是一门重要的必修学科,在教育系的高年级开设,且逐步形成了各具风格的教育哲学著作.有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立论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年）；有受实用主义影响而成的,如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1935年）；有以三民主义为指导而作的,如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年）；更有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教育哲学的,如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1934年）,林砺儒的《教育哲学》（1946年）,张栗原的《教育哲学》（1949年）；还有以多种哲学思想探究教育根本问题的,如傅统先的《教育哲学讲话》（1947年）.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校、接受过三民主义教育、深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黄济先生深切感到,这些论著虽然还不能说臻于完善,但“他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上,已较过去大为不同,提出的问题,有的至今尚有研究的价值”〔1〕.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教育哲学课程一度取消.即便如此,“由于教育哲学本身有着教育学无法完全取代或包容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论题,所以,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对于教育理论问题的哲学研究实际上并未中止,尽管这些研究不是在‘教育哲学’的名义下进行的”〔2〕.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哲学也迎来了复苏的机遇.在教育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黄济先生和多数与会者呼吁：我国应着手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教育系也要重新开设教育哲学课.然而,要不要建立教育哲学这样一门学科?教育哲学这门学科如何界定?中国历史上丰厚的教育哲学遗产如何看待、如何继承?西方众多的教育哲学流派如何看待、如何借鉴?尤其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整理和审视?面对着这样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机遇,经历十年磨难之后终于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的黄济先生,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深入思考为基础,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在教育哲学之路上的艰辛跋涉.

　　1980年3月,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的黄济先生,赴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刘佛年校长倡导的、为期两个多月的教育哲学研讨班,集中听取了自美国聘请的樊星南先生所介绍的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其中包括进步主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教育哲学、要素主义教育哲学、永恒主义教育哲学、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和分析哲学.听课和研讨之余,黄济先生以强烈的使命感,往来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如饥似渴地阅览了那里所珍藏的民国时期几乎全部教育哲学专著和论文.下半年,黄济先生即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生开出了教育哲学课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次开设的教育哲学课程.正是在这份边写边讲、边讲边改而成的讲稿基础上,黄济先生于1982年7月出版了新中国首部《教育哲学初稿》.刘佛年校长在给黄济先生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赞叹：“您就一些关键问题,对中外的重要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深入公允的论述、分析、评价,是一本非常成功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教育哲学,竟然写得这样好,实在值得向您祝贺.”〔3〕在《教育哲学初稿》基础之上,黄济先生讲学之余笔耕不辍,陆续补充修订,不断丰富完善,于1985年6月出版了更能阐明教育根本问题、更加反映时代要求和特点、更能把握教育未来趋势的《教育哲学》专著.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人们还在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如何区别、教育哲学是否有必要独立开设等问题而困惑、争论之时,黄济先生不仅开设了课程,而且出版了专著.在谈到为什么要重开教育哲学时,黄济先生认为,首先是学科设置的需要,是培养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水平高的师资的需要；其次是拨乱反正、有效审视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并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的迫切需要；另外还是有效应对教育所不断面临的新挑战并完成未来赋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总之,“教育哲学的重新开设,是教育实际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教育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4〕.

　　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位,首先涉及其研究对象.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多有分歧,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枝节问题”〔5〕.黄济先生确认：教育哲学“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主要学科”,“具有基础学科的性质”,“在教育科学中起着一定程度的方法论的作用”,“应当起到概括提高、分析批判以及预测展望的作用”.基于此,黄济先生为教育哲学的开设规定了三条基本任务：其一,对教育科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即从方法论的高度给以理论的阐明；其二,对教育史上和当前教育实际中有争议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其三,对教育中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回答,对未来教育作出科学的预测.〔6〕

　　黄济先生对教育哲学学科问题的阐述,在当时对教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哲学的研究与繁荣.其关于教育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等命题,至今依然受到广泛认同.

　　二、各美其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守望者

　　文化自觉的首要内涵是“各美其美”,能自觉认知、认同、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而绝不可割断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黄济先生就强烈地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7〕.从那时起,黄济先生就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注意相关资料的收集,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其实,就在《教育哲学初稿》中,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在不少章节中已有涉及.

　　1988年,在黄济先生与陆有铨教授合作撰写的《我国教育哲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为此,提出了“发掘和整理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张,认为“挖掘和整理我国的教育哲学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一科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确信“一部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史,为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学习总结,做到古为今用”〔8〕.黄济先生还主张,在发扬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时,“要以儒家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长,集古代优秀文化的大成”；“要把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相结合”.〔9〕

　　一向坚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黄济先生,一旦意识到该做的事情之时,往往会立即付诸行动；当先生反复强调该做某件事情之时,也许早已行动,甚至近乎成功了.1994年6月,当不少学者依然沉醉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时,黄济先生精心策划并主编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论述了自先秦诸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