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食医合一

　　早在原始农业开始以前的漫长的采集、渔猎生活时代,先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许多来自植物、动物或矿物,即人们日常食用的食物中的一些品种具有某些治疗功能.可以说,医药学的最初胚芽就是孕生于原始人类的饮食生活之中的.中国的传统医药学,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上被称为“本草学”.“本草”之称最迟不晚于汉代,它的初渊源,当发韧于上古的采集实践.《淮南子》一书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卷十九）的追述,正反映了这种关系.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具有某种伟大智慧和特异功能的神圣人物.其实他不应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远古英雄崇拜时代人们希冀塑造的伟人,人们在他的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提高生存能力的美好愿望.集中于神农一身的各种本领,有许多是人们长久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凝结,有的则是人们意愿理想的赋予,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实际.神家,古史又记为“神农氏”,表明了一个擅长种植业的部落群体,它应当是原始农业有了相当发展时期的事情,即大约距今7000～4000年前.但这里的“尝百草之滋味”,去又显然是原始采集时代即原始农业发生以前的事,因此,其时间大约要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前.由于饮食的获取营养和医病二者的相互借助与影响,从“医食同源”的实践和初步认识中派生出了中国饮食思想的重要原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食医合一”的宝贵传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饮食著述便与农学、医药学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或是基间与其后汗牛充栋的相关著作,莫不如此.这事实上已经与把农业和医药学结构为生物科学的现代科学认识相当接近了.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持万物交感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念,并且始终不懈地探求人类生命作为自然和谐结构的存在与活动的科学真谛.于是,一方面是“食”,另一方面是“医”,二者一而二,二而一,相互参校、启发、补益,相得益彰,历久弥深.历史上“本草”书中的药物,几乎多是人们正在吃着（或曾吃过）的食物；而凡人作为（或曾作为）食物的原料,又几乎无一不被本草家视为药物（或具有某种药性）.

　　食医之成为制度,是早在中国饮食史上的“三代期”.最迟在周代,王宫里就已设有专门的管理和研究机构,有专司其职的“食医”.“食医”作为王廷营养师地位颇高,职在“天官”之序,“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眠春时,羹齐眼夏时,酱齐眼秋时,饮齐眠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周礼·天官·食医》卷第五）食医掌和周王所食膳品的具体名目大多不得其祥,至于其确切主、配、调等各种原料的质与量则更是几乎无法知晓.一些膳品的制作方法虽基本未有明确文字记载,但大体上可以根据烹调工具、工艺、饮食习惯、饮食心理与历史文化的考据研究作出推测.重要的是,食医职司的原则具有超越等级界限和历史时代的重大意义：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体机理的协调来合理进食；主张合理杂食,注意节令变化进食；重视味型与季节变换和进食者的食欲与健康的关系.虽然在距今二千数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历史时代,人们的医学和营养学知识还很幼稚浅薄,不可能很科学地解释自己的食生活；然而,这种基于长久实践的朦胧认识和总体把握的原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人类今天饮食医疗保健学的认识和成就,就是周王廷食医职司原则的不断深化和科学发展.当然这种深化和发展是缓慢的,近代科学理论与科学手段出现以前则尤其如此.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孙思邈（581～682年）写出了《备急千金要方》（652年）,该书第二十六卷列有《千金食治》,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效的专篇.孙思邈主张：“为医者,当晓病源,如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孙思邈非但是个著名的食医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享年逾百岁,这在13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罕见的“人瑞”了.孙思邈之后,他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著名医学家孟诜（纺公元621～713年）,用自己的《食疗本草》一书,把食医的理论和实践又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有趣的是,孟诜的享寿虽未及乃师,却也活到了93岁的高龄.他认为,良药莫过于合理地进食.尤其是老年人,不耐刚烈之药,食疗最为适宜.他的《食疗本草》是食医的长久实践和理论的完备,使得它最迟于公元6世纪末叶已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已成为历史上尊荣富贵之门和饮食养生家们的饮食原则了.更进一步,又有“药膳”的出现,这更超出了一般意义的饮食保健和疗疾.因为前者在“食”和“医”二者间更侧重天“食”,而后者则侧重于“医”,所谓“药供食威,食助药力”（李东垣）.

　　二、饮食养生

　　“饮食养生”,源于医食同源认识和食医合一的思想与实践.生命、青春、健康和长寿,是人的自然本质所最珍贵的东西；而长寿则是人类的最大希求.相传上古唐尧时代,由于天时不利,雨水过多,人们长期生活于积水和阴湿的环境中,“民气郁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适音》卷第五）.先秦时代,把养生主张表达得最丰富突出的莫过于老子和庄子,他们还主张用“吐故纳新”的“导引”气功来健身长寿.先秦诸子大都有追慕长寿的思想,屈原甚至就饮食与长寿的关系发出由衷感慨：“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楚辞·天问》）而后《吕氏春秋》也注意了饮食对于长寿的作用：“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感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甘、酸、苦、辛、咸食料如果不加节制、无厌摄取,“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数尽》卷第三）足用则止,一定把握“口不可满”的原则,克制人皆“口之欲五味”的“情欲”,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卷第二）《吕氏春秋》一书的大量有关文录可视为先秦饮食饮食生思想的荟萃,反映了时代的认识水平.但总的说来,我国饮食养生思想的明确,它的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乃至成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都是进入汉代以后的事情.

　　饮食养生不同于饮食疗效.因为它不是一种针对已发疾病的医治行为,而是旨在通过特定意义的饮食调理去达到长寿目的的理论和实践.因此饮食养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饮食保健.

　　两汉时期,为饮食养生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经济的发展,贵族的优裕悠闲生活,最高权力层的政治斗争和“无为”政策的推行以及老庄思想的推崇,谶纬文学和仙道之风盛行,道学思想向宗教化的演进等等,这一切就在上流社会逐渐造成了一种饮食养生的风气,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历经以后诸代,日趋深化和细密,从而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宝贵传统,而饮食养生的理论便成为一条重要的思想原则.汉代人首先探究古人的那些享受“天年”（《尚书》王肃注为“百二十年”）或“永年”的奥秘.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卷第一）于是导引和服食便成为汉代以后养生家们企图享天年、求永年的两个基本方法.导引又多为道学家采用,服食则为贵族仕宦们看重.二者虽不可分,却又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