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其《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总以为是他的自谦之词,即喜欢读书却没有真正读懂.后来才感悟到这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读书的方法就其大者而言似有两类,一类是精读、研读,甚至死背硬记,力求甚解,即所谓的“打破沙锅问到底,还问锅渣在哪里”.中国传统治学独尊这一种方法.学人对儒家经典十三经有注、传、集解,或考订形、音、义,或微言大义,便是这种读书方法的产物.在教育中更是贯彻这种读书方法.当时有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等.应当说,这是求学治学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读书方法,今天亦如此.另一类是泛读、浏览,满足了一鳞半爪而不求甚解.这种读书方法每每为传统治学、传统教育所诟病,以为是一种懒人的办法、不正的学风.其实这是一种偏狭的见解,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束缚与阻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