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角度讲《宿王昌龄旧居》和《题破山寺后禅院》确实是古体诗

　　古体诗是与“近体”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以前,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体.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摹仿前代乐府而作,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路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或称“新体诗”.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