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不断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军事强国都争先恐后地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军队建设,不断地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提高后勤的保障能力等等,使军队的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力求保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优势.到20世纪中叶,军事发展进入到了导弹、核武器时代、热核时代,军队的摧毁破坏能力达到了极点,以致到了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限制这种能力的地步.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和技术的较量.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而此时新中国百废待举,刚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如何进一步保卫我们的革命成果是我军面临的艰巨课题.

　　与此同时,在建国初期我军战斗力总体构成中,却存在着若干薄弱的环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科技能力的薄弱.抗美援朝战争中,技术装备的落后,使我军遇到的困难与付出的代价前所未有.聂荣臻对此教训感触尤其深刻：“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新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1]聂荣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号召人们都应具有时代紧迫感：“各个工业部门都要有个国防观念,都要为国家为人民的安危负责.”[2]我们只有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积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用尖端的武器装备我军,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因此,聂荣臻发出了“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的呐喊,“我们必须高速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不是中速度,更不是低速度.”[3]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仅对我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对我们进行核讹诈,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4]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要在我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聂荣臻对国际形势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认识透彻,1956年5月,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法等也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我国国军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干部培养的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或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问题.中国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要掌握尖端技术的思想,“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中国,要想不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也必须拥有导弹,核武器”.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实力相等才能提出来讨论.聂荣臻提出,“打破核垄断是防止核战争,保卫国家安全的最有效办法.”自从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核武器就成了一种外交语言.聂荣臻说；“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要想不再重复被屈辱的痛苦,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掌握最先进的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5]中国不但要发展科学技术,而且要掌握尖端的科学技术,要在高科技的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发展尖端国防科技既是军事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尖端国防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的重要标志,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支撑力量.历史证明,谁能占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对这个问题,聂荣臻自然有着独到的战略目光.他明确地指出：“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他们每隔几个月就猜测一次.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器,对他们的实力政策、威慑力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6]五十年代中期,针对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聂荣臻高瞻远瞩,力主坚持搞“两弹”,他认为,我们应积极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能力.而且,“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下去,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召集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得出了“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和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结论.这一思想得到毛泽东、陈毅元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大力支持,陈毅元帅表示：一定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7]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对遏制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有着极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对此中肯地评价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8]

　　二、确定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国防科技发展目标

　　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需要确定明确的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就如同指挥战争,必须有战略规划.聂荣臻认为,有了战略规划,就有了前进的方向,有了攻关的目标.“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9]只有确定奋斗目标,我们才能把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到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攻方向,尽早地实现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技术引进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最紧缺而急需的门类补起来,努力提升我国科技水平.聂荣臻遵照这一指示精神,积极参与领导制定国防科技发展规划,1956年4月12日,聂荣臻签发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从发展方向提出有关国防工业今后12年的规划要求,提出发展“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五项尖端技术.这五项尖端技术当时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在正确发展战略指导下,聂荣臻领导培育的这“五朵金花”结出了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丰硕成果,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也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规划,要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立点要高.据聂荣臻回忆说,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做过明确指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0]但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科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很少,学科和门类空白和缺陷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