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

　　本文将儒家经学分为原典儒学、汉魏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四个阶段,各时代的经典诠释与其时代思潮感应互动而呈现出神学化、玄学化、理学化、朴学化、西学化的时代特征,由此我们看到那似乎千年如一日的经学思想运动悄然转化的演变轨迹.

　　一、原典儒学

　　儒学创始于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

　　儒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德治”传统.所谓“德治”,是指上古圣王尧、舜所树立的政治楷模,其遗风流韵一直传至禹、汤、文、武、周公.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为理想的政治.儒家所倡导的“德治”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德治”的方式说,强调领导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张领导者以个人伟大的人格魅力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在儒家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统治者一人的天下；要实行“德治”,就须以天下为公器,实行“以德居位”的贤人政治.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君宜公举”,对于传说的尧、舜“禅让”之事,儒家从“民意”的角度加以诠释,孟子说舜有天下是“天与之,民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则“天”只是虚悬一格,归根到底是“民与之”.就是说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举之.二是“臣可废君”,儒家盛称“汤武革命”,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权力.

　　孔子怀抱“圣王取天下”的政治理想.他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王应该由圣人来做,哪位诸侯一旦在国中实行“王道”政治,便会得到天下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得民心即所以得天下,这位诸侯也就会因此成为历史上的“圣王”.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寻找这样的诸侯,而辅佐之.他相信,期年而治,世而后可.但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哪位诸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各诸侯国非但不肯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线,却完全背道而驰,推行一条“以力兼人”的“霸道”的路线.这也就是孔子及其后学所感到的一种历史的悲哀——“天下无王”.我们可以把孔子的思想称为原典儒学,即“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他们的一切论说都围绕这样的思想核心.

　　如果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予以定位,我们可以说：它既不同于西周王官之学,也不同于后世专制主义.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即是周公当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局限性.这种政治制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将血缘关系推广于政治领域,可以说是“任人唯亲”的.当时的儒家不是像墨家那样对西周文明持批判的态度,而是对“亲亲”、“尊尊”原则采取分析的态度,在孔子看来,血缘亲情是人类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的,是符合人性的,因而是不应该加以批判的.但当时社会既然已由血缘政治转为地缘政治,那“亲亲”、“尊尊”原则便不应再局限于“西周”时的狭隘意义,而应该由“亲亲”而“仁民”,由“尊尊”而“尊贤”,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并以此重新建构社会新秩序.孔子反对诸侯依靠武力强权来建立新秩序,倡导诸侯实行“王道”,首先“求诸于己”,即诉诸自己的道德理性来建立社会新秩序.这是不同于政治革命的内心的革命.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以“仁”释“礼”,实现由“礼”到“仁”的价值转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的理想是普遍的人类之爱,这是人间正道,社会新秩序即当以此为基础.

　　“仁民”、“尊贤”的思想合逻辑地发展,必然会导出“大同”理想和“禅让”主张.孔子的“大同”理想见于《礼记·礼运篇》,孔子对子游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仁民”当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尊贤”当然要“选贤与能”.以“天下为公”为原则,“选贤举能”不只限于臣僚,而且包括君主在内,由此当然会进一步提出君主“禅让”的主张,《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开篇即说:“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我们可以认为,“禅让”思想是中国古代带有民丅主色彩的政治主张.

　　二、汉魏经学

　　使儒者感到尴尬的是,秦国推行“以力兼人”的“霸道”的路线,竟然统一了天下!但儒者随即感到释然,因为秦王朝实行暴力统治,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儒家“得民心即所以得天下”思想真理性.秦王朝被推翻这一历史事件给新起的汉家王朝一个警示：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即是说,取天下可以实行“以力兼人”的“霸道”路线,而守天下必须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线.对汉代儒者而言,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即是否应该承认“以力取天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好在这个问题汉儒比秦儒（作为秦博士的儒家学者）容易解决,汉王朝是在推翻“暴秦”基础上建立的,是“仁义之师”,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之服务效劳.

　　儒家《春秋》公羊派持“大一统”义,声称“素王（孔子）为汉立法”,董仲舒是公羊派学者,也是汉世儒学的最大代表,他的思想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两个聚焦点：

　　（一）、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可以视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学从此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官方哲学.而由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独尊儒术,意味着中国古代思想从此由子学转入了经学时期.

　　（二）、他提出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的原则,可以视为汉代儒学的发展纲要.它标示：面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新局面,儒学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原始儒家是以民本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儒家虽亦讲尊君,却不赞成君主专制.儒学在汉代争取到官方哲学的地位,是以背离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代价的.第二、原始儒家是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汉儒一反其道,发展“天命”神学,虽欲以“天”限制王权,却开启了一代以灾异说经的风气.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汉王朝统治者为什么愿意接受“天命”神学这一套?秦王朝的覆灭无疑给了新起的王朝以深刻的教训.因此,汉王朝统治者得天下之后即逐步推行礼乐教化的德治路线.按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来比照,汉王朝推行礼乐教化可以说有“外王”之迹.但是若从“家天下”的“继统”资格而言,新王朝的统治者原本出身于市井无赖,缺乏任何历史的和精神的资源,他们显然不具备“内圣”之资.这在许多事情上都出现了问题,即你推行什么政令也好,子孙世代继位也好,人们凭什么要拥戴你呢?这就需要借助一种具有强大威慑作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即天命鬼神的力量.这是一种寻求外在超越的思想路线.此时儒家经学即沿此思想路线发展,由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发其端,并为主帅,其他如《诗经》、《书经》、《易经》的今文经师等继起而辅翼之,皆以灾异谴告说经.但六经中神学的资源并不很多,于是社会出现许多方士化的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