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效果分析：

　　经过三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来看,这次调整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在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其突出之点主要有：

　　第一,抑制了过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首先是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整顿乱拆借、乱集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年回落.其次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出有所控制,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过旺的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正确判断形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方向,恰当把握调控力度和调控措施.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和各项措施,都是在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物价上涨的性质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又分析了不利条件；既考虑了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

　　虽然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负效应.

　　第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却出现了分歧,到底是实行建设财政,还是实行公共财政?理论上的彷徨不决,影响了改革的推进；

　　第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没有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财政职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决；

　　第三,由于在此次调整中力度实施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1998~2003年底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l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l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l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第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