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其《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总以为是他的自谦之词，即喜欢读书却没有真正读懂。后来才感悟到这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读书的方法就其大者而言似有两类，一类是精读、研读，甚至死背硬记，力求甚解，即所谓的“打破沙锅问到底，还问锅渣在哪里”。中国传统治学独尊这一种方法。学人对儒家经典十三经有注、传、集解，或考订形、音、义，或微言大义，便是这种读书方法的产物。在教育中更是贯彻这种读书方法。当时有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等。应当说，这是求学治学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读书方法，今天亦如此。另一类是泛读、浏览，满足了一鳞半爪而不求甚解。这种读书方法每每为传统治学、传统教育所诟病，以为是一种懒人的办法、不正的学风。其实这是一种偏狭的见解，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束缚与阻碍甚大。

　　他“好读书，不求甚解”，为什么不求甚解？这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并不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好读书属于一种隐士的做法，读书只是为了陶醉在书的知识里。那些读书求甚接的则是为了考取官名利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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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读书，不求甚解”，为什么不求甚解？这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并不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既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他有什么“会意”呢？没写。我们从陶渊明所写的《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作中可以想见。他从书中得到哲理，得到启示，对当时的混乱、丑恶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但只能“会意”，不能言传，因而“闲静少言”，只是不说，不是不知。这使我们隐隐地感到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也隐隐地感到那个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