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近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然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城市化又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一样,城市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对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因素,“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55页.）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和独立发展的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展开的城市化运动又是一个畸变多态步履维艰的社会变迁过程,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水平,发育不全的商品经济,落后保守的传统意识,频仍不断的天灾人祸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城市化正常发展的因素.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特征.

　　城市化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流动也是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关系却又十分复杂.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注：（澳）约翰·R·拉瓦蒂（John·R·Laverty）：《城市革命》,转引自《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6页.）近代中国城市化有何种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处于何种关系?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

　　“推拉力”模式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人口流动过程中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一般认为,这一人口流动模式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口学家E·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年、1889年雷文斯坦先后发表两篇“人口迁移的规律”同题文章,首次探索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规律,其中在论及“经济目的的支配”时,雷氏特别强调拉力或引力的主导作用,并且认为拉力强于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

　　坏的或强制性法律,沉重的赋税,糟糕的气候,不相宜的社会环境以及强迫（如买卖和运输奴隶）等等都已经并仍然在产生着迁移流,但是这些迁移量没有一个能同由于期望改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迁移量相比.（注：（英）雷文斯坦：《人口迁移的规律》,原载《英国皇家学会杂志》（1988年6月号）转见周叔莲、金碚主编：《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5页.）

　　在雷文斯坦文章发表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人口学界仍不乏对迁移规律的探讨,但绝少超越雷文斯坦基本思想者.1965年4月,宾西法尼亚大学E·S·李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的“迁移理论”一文,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归纳为四类：与迁出地相联系的因素；与迁入地相联系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个人的因素.李还绘出一幅表示前三类因素之间关系的图形：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布满了分别表示拉力、推力和无甚影响的“＋”、“－”、“0”符号,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则是形状犹如波涛的“中间障碍”.李氏认为,迁出地、迁入地及中间障碍,对每一个流动人口而言,都有许多推力和拉力的因素存在其中.换言之,前三类因素与第四类因素也相关相联.在阐述这一迁移框架的基础上,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了迁移的规模、迁移流和反向迁移流以及迁移者的特点等一系列假设.（注：埃弗雷特·S·李（Everett　S.lee）《迁移理论》,原载美国《人口学》第3卷,第1期（1966）,中译文见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版.）可以这样认为,李氏该文乃是迄今为止有关人口流动推拉力模式最为系统全面的探讨.但是,正如迁出地和迁入地总有一定的距离一样,理论的假设和进一步对理论的验证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李氏自己承认,“我们永远也不能具体地指出驱使或阻滞某个人迁移的确切因素……就象边泌（Bentham）对于欢乐和痛苦的计算一样,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中＋的和－的因素的计算也永远是不确切的.”（注：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6页.）

　　尽管李氏提出的迁移框架假设无以得到实际的验证,但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仍是分析迁移规律的基本理论模式.要之,城市化过程中推拉力囊括的各种因素受个体和时代的制约呈现多重的特征,但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却是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基本动因,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对不同推拉力模式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就相去甚远.

　　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大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法、美、德等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城乡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使资本主义城市不仅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而且首先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农业生产中大机器的采用,社会化农业生产以及土地的牧场化,都使众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脱离农村而涌入城市.人口和资本一样涌入城市,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0页.）

　　以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检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正如雷文斯坦强调的那样,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而形成拉力的主要因素则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工业化而非商业化和其他.16—18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商业革命,为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飞跃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同时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它并没有引起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相对比例也无太大变化.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对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推动作用,法国著名史家保尔·芒图的其享誉经济史“经典”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写道：“本书每一页上都可能有其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归功于大工业.”（注：（法）保尔·芒图著,杨人瞋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版,第287页.）《大英百科全书》则提供了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指数：

　　城市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反过来,工业化又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的发展.例如从工业化的先驱国家英国来看,这个国家在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