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_————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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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或死亡,这不仅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高贵的忧郁”问题,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无法开释的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一代代民族精英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追求着生存信念的完美,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绵延着中华的国脉和邦本.

　　在《史记》的《赵世家》中,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通过公孙杵臼、程婴与赵氏孤儿的一段野史,抒写了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凝重的“生死”情结：危急时刻,为了家国天下,死者慷慨从容,生者自强不息、忍辱负重；赵氏孤儿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复兴的希望,更是一种信念不灭的传承,一句“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结语抒尽一代史学大师纵贯千古的良苦用心.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8世纪,伏尔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剧中,伏尔泰借成吉思汗之口说出了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评价：“我虽则要用武器对付他,但我却崇拜他的人格……他们并没有征伐的武勋,而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对此,歌德也曾评价说：中国作品中有“结了晶的人性”.它折射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同西方人文主义者关于生存与死亡价值抉择的思索一样,震撼着人类的灵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就是在这些人的思想当中,频频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光辉.特别是在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具有这样思想的人物更是灿若群星：为挽救北宋内政外交的困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惧个人的荣辱得失,毅然开政治改革先河；后继者王安石更是忍辱负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气概,再次进行改革.甚至在国家的大厦将倾之际,他们仍然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决意效法程婴故事的文天祥,道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抗清名将袁崇焕以文臣领兵,在辽东独拒后金举国之师,成为不可逾越的铁锁雄关；在国家倾覆之际仍有抗清名将史可法书写最后的壮歌,其诗“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在清末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即将举起的屠刀,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遂相与一抱而别.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生死”情结的完美解注———不仅为他们自己,也为几千年来在这种情结鼓舞下前仆后继的英雄们.几千年来,无数被这种情结鼓舞的英雄们正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与死的荣光,用理想主义的完美书写着他们的墓志铭.

　　中华民族之所以高度重视历史,就是那里面记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不灭的传承和历代祖先们生与死的辉煌；同时那些背叛民族利益的人也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人们所不齿.在近代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仍然为保存中华文化、宣扬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创作《台湾通史》,他写作最直接目的就是“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于一线.他说,“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可见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是中华千古史家一脉相承的灵魂.

　　纵观历史,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鉴古而知今,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走向新的辉煌.而现在,一小撮“台独”分子出于一种狭隘的心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设置重重障碍,为一己私利而数典忘祖欲自绝于中华民族,妄图分裂中国,不自量力地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挑战.中华民族虽然“没有征伐的武勋,只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但是中华民族却有为了尊严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勇气,这仍然是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不同的是,日渐强盛的中国,在不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下,一定能够挫败任何挑衅,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章二《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及其对民族精神的高扬》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民族主导的精神力量,是决定民族素质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热爱祖国,不屈外力,勤劳勇敢,豁达乐观,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见义勇为,英勇奋斗等等.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起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中国人历来黜幻想而务实际,政治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国计民生；学术活动历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古典文学一贯重视现实主义传统；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幻想与空谈.因此,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既可不畏艰险,殚精竭力,投身祖国物质文化建设；又可反对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捍卫祖国的统一；既可团结对外,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誓死不渝,直到彻底战胜侵略者；又可勇斗愚顽,兴利除弊,推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推动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最重大的凝聚力量,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历史典籍《战国策》中,就出现了“爱国”一词.[1]东汉时,荀悦的《汉记》中就有“爱国如家”的说法.国荣我荣、国辱我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日益巩固和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道德责任.如一代宗师柳宗元,传承并宏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他崇奉“圣人之道”,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有炽热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他是非分明、憎恶扬善；他既能够在顺境中刻苦钻研、勤奋写作,也能在逆境中战胜困难、有所作为.尤其是柳宗元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厚的仁爱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也集中的体现了我们民族可贵精神.在柳宗元的一生中,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始终没有忘记的是仁爱和忧患.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何种体裁,无论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线都是爱与忧.仁爱和忧患在柳宗元身上,又表现为互为因果关系.因仁爱,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因忧患,仁爱表现得更为宽厚.他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仁爱和忧患的悲剧.他的不朽,也是仁爱和忧患精神的不朽,是民族精神的不朽.总结、继承柳宗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现实意义,即要有关爱之心,要注重言行一致,要学习传统文化.[2]

　　在历史上爱祖国、爱人民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国主义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鲜明深刻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大量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始终承担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始终坚守着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文学品格,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