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强健精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仍渗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中华民族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

　　虽然儒家也讲过“无为”,但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还是儒家的“无为”,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儒者本身也积极入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儒家哲学处处体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孔子为突出代表.而对于道家哲学来说,虽然老庄派出同源——“道”,但从其与统治阶层关系角度来看,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前者是入世的,但后者既不是入世也不是出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游世.

　　春秋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社会等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一部分原来身为下层贵族的士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庶民,而拥有一技之长的庶民则晋升到士的行列来；另一方面,周天子的权力不断下移,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竞相争霸,变王天为私田、变分封为郡县,整个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中.孔子这时提出的“克己复礼”、“正名”与仁爱的思想就是为了挽救周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奴隶社会里的等级秩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人伦,其思想是完全入世的.

　　从为学的角度来看,孔子从小聪敏好学,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然而,在他的意识里,“入仕”才是他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所谓“学而优则仕”,因为他对分崩离析的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想将其施展开来,企图改变现状,这自然就把“志于学”和“志于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孔子为学,其实是为为仕作准备,为其服务.

　　“为学”是修身的过程,是完善个人情志的途径,从而向仁人靠拢.自己做好了,可以影响更多的人,然而孔子最想左右的却是君王的思想,想利用其推行自己的“仁政”,从而恢复礼乐秩序.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做官,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他的想法是,推行孝顺之道与兄弟友爱,再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也算是参与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个人、家庭中提倡“孝悌”、“仁”、“爱”的背后,其实有着更远大的打算.即使不能为官,也想从其他方面掺入到国家政治中.

　　从为仕的态度来看,孔子对其的渴望更是明显.从孔子周游列国的行径也可以看出,他总是期待进入并干预这个社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者而沽诸?”孔子亟不可待地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借美玉喻己,渴求得到善者（君主）的赏识,其对入世的迫切之情跃然于纸上.即使是后来如孟子的儒士,也都在徘徊齐梁之间表现出这种热烈的救国之心.由此可知,儒家其实是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的.

　　从其思想来看,儒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这些主张在《论语》中是以孔子的口直接讲出来的,即使在统治者面前也不拐弯抹角.他恨不得自己就位于高位,快速直接地付诸行动,而不用再“累累如丧家之犬”地游走于各国之间,担忧着遭受迫害的同时又放不下理想,在君王面前费尽口舌.

　　孔子就是怀着这颗澎湃的入世之心而开创了儒学的,后来的学派发展者都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此外,孟子主张“仁政”,注重民本与教化的思想,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的礼乐思想,也无一不体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儒家的思想主要表达了一种协调社会关系以使之和谐的政治主张,其目的乃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稳,是积极的、入世的.

　　而道家同样产生于乱世的背景下,从本质上说来,其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寻求一条解救动荡混乱的社会的道路.《道德经》所讲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即告诉君主统治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与途径,即使谈到了无为、隐逸,仍没有脱离政治空谈隐遁,而是为了达到安邦的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用之,万物将自化”就是主张侯王应该以“无为”治国以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谈的仍是国家；“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五十八章》）他反对“食税之多”（《老子·五十七章》)、“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更是直接谈论政事、关心民生问题.这些言论思想都体现了道家并非远离政治,而是关心国事,对人民充满了深深的关怀.道家虽然对人伦社会表现出超脱,但是其思想在根本上仍是关心人世、关心民生的.在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完全相同,即儒道两家都怀着一颗救世之心,儒道两家的思想都包含了政治哲学的内涵,保持着积极入世精神.

　　儒家采取了直面社会、直击现实的积极行动；而道家则表现得比较消极出世,主要通过哲学表达其在乱世里的救国情怀.因此,在行动上,儒家依然是入世的,而道家则是出世的了.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动乱,儒家直接投身于乱世之中,企图通过“人”这一群体的主观努力实现政治的和平.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克己复礼,恢复社会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为政以德”.在社会人际关系上,则推行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运》),则“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并且,儒家还鼓励人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学而优则仕”,为国家社稷的建设做贡献.由以上可知,儒家的思维空间完全是关乎社会人伦的,主张积极的的入世践行.

　　这种积极的入世践行观还表现在,即使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儒家并没能为官为政,可是他们却依旧不改入世情怀,对社会人生充满关怀.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更是毫不逊色,直接扬言“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毫无逃世退隐之意.他们把人生关怀视为己命,躬身践行于社会中,一言一行都体现了爱民忧国的情怀,是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相比之下,道家则恰恰相反,道家选择了明哲保身的避世之法,这就深深地为他们打上了隐逸出世的烙印.“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胠箧》）构